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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试论宋代的“江湖社会”(2)

    发布时间: 2011/9/12 1:31:34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中华文史网
    文字 〖 〗 )
    从概念贯通的意义上说,本文所论“江湖”亦包容以上三义。因为第一是两宋主要取赋东南,故两京端赖舟楫交通,属于“浮在水面上”的繁华都市;第二是朝臣赋闲,或者文士转徙调动,每叹不得其志用,都是以“江湖”自况,正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平民立场(限于篇幅,本文从略);第三是航运交通贸易及其延伸到都市中的商业、服务业、娱乐业,构成了两宋“民间社会”的新基础,这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。惟这些内容非数部专著不能容纳,所以须用化繁为简的方式,梳理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角度。本文拟标举唐宋之际的漕运—城市水系—商业布局变迁为线索,以此贯通“江湖”一语的本义、引申义、转借义和隐喻义,进而论及宋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及其信仰。 


        有同事曾以“江湖——游民生活的空间”为题先有论列,理或然实不尽然。[5]本文仅及“江湖”之中立意义,不予辨论,姑执一端可也。 


    [1] 《中国风俗史》(成都:巴蜀书社,1987年),页175。 
    [2] 《庄子·内篇·大宗师第六》。 
    [3]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页20。按《乾道临安志》十五卷早为宋人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载录,且明言撰者为“府帅周淙 
    彦广”。今存三卷,为最早之南宋方志。 
    [4] 《显性和隐性: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》,载《‘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。 
    [5] 参王学泰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及李慎之序《发现另一个中国》。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。  

        日人桑原骘藏《历史上所见南北中国》[1]释文中引用的史料,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国漕运史。大致而言,中国历代京师一向依靠漕运供给,起初端赖秦汉时代的关中水利建设,供给长安用度,而中唐以後关中水利淤塞,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。故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,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续後命运。欧阳修《新唐书》感慨于此,故特别夸赞张巡、许远在“安史之乱”中坚守睢阳(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)力战之功: 


        “张巡、许远可谓烈丈夫矣!以疲卒数万,婴孤墉,抗方张不制之虏,鲠其喉牙,使不得搏食东南,牵掣首尾,豗溃梁、宋间。大小数百战,虽力尽而死,而唐全得江、淮财用,以济中兴。以利偿害,以百易万,可矣!”[2] 


        张巡等力战保全的江淮,其实就是赵宋王朝起家的本钱。据《太平御览·水经》,汴河之开凿缘于“大禹塞荥阳泽,开渠以通淮泗,名浪宕渠,即汴渠”的传说。後隋炀帝下江都,“更令开导名通济渠,引河水入汴口,自大梁之东引入泗,达于淮,至江都宫入于海,亦谓之御河。”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漕运的骨干网,“自扬、益、湘南至交、广、闽中,公私漕运商旅轴轳连接。”自从关中“八水绕长安”的景观不复再现,黄河漕运一度成为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。随着五代黄河改道,朱梁被迫再次东迁至黄河与运河的交叉地汴梁,以就食淮南。宋代的前三个君主都有过在长安重建京师的宏愿,宋真宗还借祀汾阴、封西岳的名义亲往考察,但终因漕运问题不能解决,永远放弃了追摹汉唐的雄心。元明清以北京为都城,也是在南北大运河贯通以後才能实现。宫崎市定《东洋的近世》也说:“宋以後的运河中心时代,中国社会沿运河线移动,不是孤立的现象,而是由各种其它社会情势在彼此相关、互为因果的情况下,所形成的近世社会的特性。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,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。”[3]可谓一语中的。 


        话说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(955年)和显德四年(957年)先後颁布过两个著名的诏令,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,预先规划出大批空闲之地,“其标识内,候宫中劈画,定军营、街巷、仓场、诸司公廨院务了,即任百姓营造。”以网罗天下客商,建成商业都会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“招商引资,官民共建”;[4]第二是疏浚汴河,显德四年四月“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,由是齐、鲁舟楫皆达于大梁。”。五年三月“浚汴口,导河流达于淮,于是江、淮舟楫始通。”[5]“汴口既浚,舟楫无壅,将有淮浙巨商、贸粮斛贾,万货临汴,无委泊之地。(周景)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,起台榭,以为都会之壮。世宗许之。”[6]今语谓之“预留城市发展空地”,实际上主要作了沿河街市。北宋还特别设立了“汴河堤岸司”和“京师修完所”,作为河道运输和市政管理的常设机构,推动这项政策的持续进展。 


        以今日视线观之,周世宗的谕令不啻都市“重商主义”宣言,倘非如此,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“前现代化”问题。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格局,梁思成对此特别推重,认为“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,富于市政设计观念,极堪注目。”而柴荣“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,其所注意之点……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,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、修盖凉棚,皆为近代之方法。”[7] 


        宋代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异常繁荣,论者多言其坊里制度的演变。其实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继续执行後周的中央集权制度和“强干弱枝”方略。赵匡胤不仅“杯酒释兵权”,大力削弱地方武力,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制度,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的任何可能性。《宋史》说: 
    “太祖起兵间,有天下,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,蓄兵京师,以成强干弱枝之势,故于兵食为重。”[8] 


        宋朝分置“禁军”、“厢兵”、“乡兵”和“藩兵”,“凡其材力伎艺有过者,皆收补禁兵,聚之京师,以备宿卫”,为天子自将之军,而且主要职责是卫戍京师,[9]当然也由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。《水浒传》曾言林冲为“八十万禁军教头”,初读者每惑“禁军”数量何其多也,其实并非虚言。宋太宗视察汴河决口处时曾说“东京兵甲数十万,居人百万家,天下转漕,仰给在此一渠水,朕安得不顾。”至道元年(995年)参知政事张洎奏议汴河重要时,亦称开封之繁盛:“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,战马数十万匹,并萃京师,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,比汉唐京邑,民庶十倍。”[10] 
    编辑:秋痕

    试论宋代的“江湖社会”(1)
    试论宋代的“江湖社会”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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